“兴亡皆是百姓苦啊。”
环县往庆阳的官道上,一队百来人的骑兵,正井然有序的列队向南奔走。
领头的正是要经庆阳南下西安,去住持大军局势的乞活军大都督李璟,此刻瞧着官道两侧的尸骨。
再看那些脸色苍白,面目麻木的农民,托儿带口的向南边走,顿时心里就不是滋味。
毕竟如今陕西除开临兆和宁夏延绥,汉中府之外,其余的地界,全部都被他占据了。
但是农民的生活却从死亡线的边缘,直线下降到濒死的地步。
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还是缺粮。
是的,由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带陕西主力精锐北上抗击蒙古部落进犯,这三军调动,所需要的粮草就是个天文数字。
原本陕西这地界,这几年就连续遭受天灾人祸,哪怕中途有短暂的招抚平静时期,但是很快由于朝廷的加派税赋,导致地方农民继续叛乱,有些州县甚至闹的十室九空,大量的农田被荒废,农民纷纷弃土离家,过着流亡的日子。
天灾并不可怕,明末的所谓小冰河时期,也并非地冻三尺,只是骤然降温,导致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只要朝廷肯减免这一地区的税赋,好生休养几年,农民倒也能凑合的过下去。
俗话说,丰收年景,除去赋税和地租,农民勉强能够糊口。
那到了天灾岁月。哪怕不交赋税和地租,农民也只能勉强糊口,甚至灾害重一些,农民就只能举债过日。
但奇葩的明王朝。制定政策时,就属于一拍脑门就下令,丝毫不顾及地方的实际情况。
以庆阳安化为例,普通一个农家五口之家,每年哪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想要不饿死。那一日也要三斤杂粮,全喝稀粥维持体力。
以一年一千一百斤杂粮,合该约四石多快五石的粮食。
但按照一个普通农户,租借地主的十亩土地计,丰收时节,每亩地可产精细粮食一石半。若是种杂粮,可产两石有余,如此全种粮食,年收一季,可得二十石粮食。
以七三开,七是朝廷的农税,丁口。杂役,杂税和交给地租的租子,还能勉强剩下六石,这样倒是能勉强存活下来。
可是七三这个数字也不稳定,要看租用土地的地主的意思,放到山西,七三还能算的上是大致比例,因为山西有晋商。商人为了维持信誉等各方面,多少还要顾及一下农民的生死。
但是陕西就不同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唯一的收入就是土地,所以他们必须费劲心思,在土地上大做文章,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与农民的分成,都达到了八二开,有些甚至达到了九一的地步。
这就逼迫的农民不得不租借更多的土地来维持自己的基本需求。
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那就是太平年景,无兵无祸无天灾。
可是自从天启末年,明王朝就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老天的脾气一天一个样,气候也越来越寒冷,陕西的农业生产,更是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恐怖的天灾,席卷了整个布政使司衙门的辖区,每个月都有州县上报灾祸,并祈求朝廷的救济,可是朝廷呢?
当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被大量的破坏之后,饥荒就不可避免的到来了,饿的在家嗷嗷待哺的农民,翘首以望,希望那位被吹嘘的绝无仅有的圣天子,能够开开眼,看一看他的子民,是如何在寒风中慑慑发抖,是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的。
可惜!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救济,都没有!
因为,那位圣明的崇祯皇帝和大明朝廷,认知中的子民,根本不包括农民啊!
听说过皇帝与大臣同治天下的,可就是没听说过皇帝与农民共同管理天下的。
理所当然的,农民就被抛弃了,朝廷非但不许地方州县减免税赋,救济灾民,反而因为北方的战争,加派了三饷,这就成为了压垮饥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灾年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欠收的粮食,嗷嗷待哺的家人,一屁股一辈子也还不轻的债务和摊派的税赋,直接让陕西各地烽烟四起。
明崇祯四年春,加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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