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征税的国策推行下去已有一段时间。
那些豪商大贾,并未有想象中的反对之辞,一个个该缴税缴税,该经营照常经营,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普通百姓,虽然也要缴纳税赋,但数额不高,虽有抱怨,却不多。
骂声最多的,相反是那些中等之家。
原因无他,豪商大贾税赋虽重,却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中等之家,税赋比例占比较高,自然骂声一片。
因为税赋重,减少的不止是收入,银行里能贷出的总额,相应也被调低。
以至于中等之家不像先前那样敢于随意扩张,因为稍有变故便有破产风险。
不过虽然风险高了,但保障却也跟着提高。
寇准已从大理州回到幽州,组建真正的医保司。
正巧的是,义务教育医科大学和药科大学正好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
于是医科毕业的分往各地去组建医院,药科大学的前往大理州、百越州等多产药材之地,组建或扩大医药工场,到时给全国供药。
义务教育有了资金保障,学生得到更多的保障,招生资格也适时放宽,并有多所大学在幽州、江南等地开始建设。
江南贡献了全国最多的税赋,所以最先在此建立医院。
此时江宁至松江府的铁路也已通车,极大的方便了江南百姓,如此骂声还能稍小一些。
小半年的时间,杨延定头上竟多了许多白发,身体也瘦削很多。
但他心中非常满足,在江南谋划多年的政治抱负已经有了雏形,他哪还管什么疲惫不疲惫。
国内一片繁忙景象,柴宗训根本无暇顾及吐蕃的战事,他只知道吐蕃外围已被清理得差不多,因为雪山阻路,大军暂时无法进入吐蕃腹心。
就在此时,柴宗训收到远在闽浙的吕端奏折。
吕端这人话不多,时常有些囫囵,但一旦清醒起来,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确指出,高征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弊大于利。
杨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贾,虽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缴了国库。
但一年赚了上百万块,上缴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差别并不大。
但一年赚万把块,上缴一千块还是三千块,差别可就大了。
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月赚五千和一个月赚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块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
也就是说,赚五千的人月月光,赚八千的人可以存下三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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