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8章【大唐将帅10】

宰相，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得宦官助力，

    抢先取得宰相之位，极力排挤李德裕。李德裕外放为郑滑节度使，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西川位置险要，与南诏和吐蕃分别接壤，在此之前，南诏入寇，打败杜元颖，继任的郭钊又生病不能理事，李德裕接手的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烂摊子。

    李德裕率领众人，在清溪关（今四川汉源南）修筑堡垒。利用地形优势阻挡南诏的进攻，形成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局面。

    李德裕为了熟悉地形，亲自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绘制成地图，上报给朝廷，向唐文宗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李德裕还选拔民兵，

    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大大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短短的时间内，当地就呈现出百业兴旺的局面。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投降唐军，李德裕得到了吐蕃的维州城。正可以借此扼制吐蕃的进攻，可惜的是。宰相牛僧孺满怀私心，不以国家为重，

    竟然劝说唐文宗归还维州给吐蕃，遣返了全部吐蕃降卒，致使他们回去后尽数遇害。李德裕怒不可遏，党争从此愈演愈烈。唐文宗也后悔莫及，

    他意识到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确的，遂封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将牛僧孺贬官外放，李德裕随后也当上了宰相，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宰相，然而，

    唐文宗对他达不到推心置腹、信任有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被外放为镇海节度使（笔者在镇江还参观过李德裕建造的铁塔），

    直到公元840年唐武宗上台，李德裕二度为相，才有机会尽展其才，协助大唐帝国渡过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显示了惊人的执政能力。

    会昌年间，回鹘发生了一系列变乱，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公元821年，回鹘崇德可汗即位，迎娶了唐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大唐与回鹘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但是，回鹘国内连年遭灾、动荡不已，

    公元840年，黠戛斯攻破回鹘，杀掉了回鹘可汗，诸部离散，乌介可汗挟持太和公主来到大唐边境，请求用回鹘妇女和珠宝来交换唐朝的粮食。

    李德裕认为，回鹘曾有大功于唐，应以仁义待之，唐武宗就借给了乌介可汗二万斛粮食。不想，乌介可汗吃饱喝足，竟然带兵抢掠云朔之地，

    在李德裕的调度下，河东节度使刘沔的部将石雄率部痛击乌介可汗，回鹘军被打得一败涂地，乌介可汗逃之夭夭，太和公主被迎回了大唐。

    过了没多久，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他的侄子刘稹企图代理泽潞节度使的职务，朝廷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

    才确切知道了刘从谏的死讯。如何处置刘稹，朝廷上意见不一，李德裕力排众议，主张出兵讨伐。他认为，刘稹之所以敢于与中央叫板，主要是依仗河朔三镇的支持，现在只要让成德、魏博站在中央这边，

    协助进攻刘稹，刘稹就必然灭亡。当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朝廷向成德节度使王元奎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宣布，允许子孙世袭的政策保持不变。

    唐武宗对李德裕是言听计从，视为腹心，不久，王元奎败刘稹军于尧山，被唐武宗封为检校同平章事，但何弘敬依然在观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朝廷就令忠武军平叛，借道魏博，何弘敬害怕了，派兵猛攻磁州，重创刘稹军，被朝廷封为检校左仆射。在这节骨眼上，会昌三年（843年），

    太原发生兵乱，乱兵“奉裨将杨弁主留事”，与刘稹互相呼应，形势朝不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

    使者马元贯接受了杨弁的贿赂，极言杨弁兵强马壮，不可与战，面对众臣的罢兵之议，李德裕当场予以否决。

    他调兵遣将，先平太原之乱，“遽趣王逢起榆社军，诏元逵趋土门，会太原”。

    驻守榆社的河东节度使军队担心自己在太原的家眷会被外地军队误杀，在河东监军吕义忠的带领下，攻入太原，杀掉了杨弁，传首京师。

    太原之乱平息了，刘稹变得势单力孤，失去了河北三镇的依靠，成德、魏博的军队又联手夹攻，就是傻子也看得出刘稹的结局。刘稹的军队迅速分化了，邢州、洺州、磁州相继倒戈，会昌四年（公元844年），

    潞州大将郭谊诛杀刘稹，屠灭刘氏宗族，迎接朝廷的军队进城，五州三十一县光复了，只用了短短十三个月的时间，李德裕功高盖世，荣升太尉，在皇帝的坚持之下，加封卫国公。

    当然，卫国公李德裕最让史家注目的还是会昌灭佛和朋党之争，单从执政效果来看，出身贵族的李德裕要远远强过出身庶族的牛僧孺，贵族自有养家之财产，即使丢了官位，眼见措施有误，

    往往有包天的胆量去捅破，庶族的官位往往维系全家老小的衣食，如何保住官位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此，就能解释唐代士族当中君子多、庶族当中小人多的原因了。

    同样是出于深刻的经济原因，会昌灭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杰作，可以说，唐朝经济的中兴与灭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下令没收各地寺院的财产。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武宗下了一道“杀沙门令”，传说藩镇的奸细扮成僧人混入了京城，长安城中打死裹头僧有三百多人。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迫令和尚尼姑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查实寺院和僧侣人数，长安、洛阳留寺各两座，每寺只留僧人30人，大唐诸郡各留一寺，寺有三等，上寺留20人，中寺留10人，下寺留5人。

    全国共计拆毁寺院4600多座，拆毁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多所，释放奴婢15万人，释放寺院役使的良人50万人，僧尼还俗的有26万余人。

    朝廷从灭佛运动中得到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财富，还有无数被寺院占据的土地，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壮劳力重新成了纳税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