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
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
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
然而,这个时候施道芬堡的国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义、真理以及全体人类的幸福,这就与他一直忠于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施道芬堡能在这个时候,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他的行为就是光荣的,以及无比高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