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晋朝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林易是作为大晋太子,更是应这天下百官万民的表率,无论如何都应该把这孝放在首位,因此那司马遹虽有精兵数万,最终却是死于屈辱地死于妇人手中,就是为这孝名所累,林易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因为这“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因此,“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西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作为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是身先士卒,带头垂范。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孝经》更是从上到下,从帝王到平民,任何人都必学的著作。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有的问题处理过严,甚至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曾经有大臣在守孝期内请客,不仅是被免了官,连参加宴会的所以官员都被罚俸。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魏晋由于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从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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