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九章 纸币 一

、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各地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一方面又要保障正常的商业交易,为此,朝廷采取了种种解决办法,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在此背景下,飞钱应运而生。这既可以避免大批货币的出境,又可以把货币的流通量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还能使商业贩运正常地进行。

    第四,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唐代造纸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品种空前增多造纸坊遍布全国各地,如“巨鹿郡南和县城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

    唐中期印刷业渐渐兴盛,私人已有印刷刻印书籍出卖以求利,如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印日历。他说,“剑南两川及准南道,皆以版印历日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

    这说明市场上已有印制日历出售,而且当时日历的印刷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已成为种经常性的行为。

    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达,从而使飞钱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成为可能。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富商们出行不必携带大量的现钱,凭借所持的凭证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支取现钱,寓意钱无足而行、无翅而飞,故称“飞钱”。

    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商人携带凭证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个凭证就是“飞钱”

    。

    “飞钱”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官办。唐代各个道在京城都设有名为“进奏院”的机构,其职责是呈交奏章、传递文书、交纳赋税等。各地在京城的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票券上写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票券的一份交给商人,另一份由进奏院收执后,派专人传送本道的取钱机构。

    商人返回本道,至取钱机构出示票券,经办人核对二份票券相符后,将钱如数付给。进奏院接受商人的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本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中如此一来本道应交的赋税,就不用全数运往京城。

    这样,不仅安全,还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史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采取这种方法,政府和商人都很欢迎。有时候商人因便换的数额巨大,致使京师积钱量很大,有些人乘机谋利,政府曾一度禁止便换铜钱。

    元和七年，唐宪宗下令由朝廷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飞钱业务,收取手续费,规定每飞钱一千文付费一百文。另一种是私办,由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当时私商办理飞钱都不收取手续费但当时交通不畅,持券人的旅途需要一定的时间,私商可以利用时间差赚取利息

    飞钱为异地汇兑的信用凭证,虽然本质上是一种钱币汇兑的工具,不具备货币的职能,但是却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币实体价值分离进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现今学者们多认为“飞钱”是我国现代汇票的起源,它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唐一代,始终被“钱荒”困扰,飞钱的出现减低了百姓和官府对铜钱的需求,缓解了货币流通领域中铜钱铸量不足的矛盾。

    作为汇兑信用的载体,飞钱的出现使得货币流通方式变得简便易行。有了飞钱,商旅不用长途行进携带大量铜钱,也不用再交运输税钱,节省了交易成本,为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为北宋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回顾中国纸币的发展历程,飞钱所具有的汇兑信用影响深远其汇兑形式,诸如一式二份票券、填写项目、甲地交款乙地取款、交款与取款手续等,这种汇兑方式被北宋最终沿用,“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后世宋朝开宝三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有学者认为飞钱是交子产生的历史渊源之ー。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飞钱本身不能进入流通领域,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