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京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旦战争期间再来一次后院失火,中土腹背受敌,统一大业甚至有崩溃之危。
从国内政局来说,公开招抚,事实上就是向保守派妥协,向保守派示弱。以李子雄为首的叛逆都是杨玄感的同党,除了虞柔、裴蕴、来渊、周仲等极少数贵胄外,余者都是保守势力成员,所以这一招抚等同于政治妥协,而这一政治妥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对改革派非常不利,必将助长保守派的“嚣张气焰”,危及到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危及到前期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另外齐王是个重大变数,齐王在收复安州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这一政治妥协必然要承认齐王的功劳,那么由此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更为敏感,一旦两京做出错误解读,认定齐王重新赢得了圣主信任,重新获得了继承权,可以预见皇统之争在更多强者的参与下极有可能走向失控。
所以从圣主的立场来说,赵才所献之策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了眼前蝇头小利而不管不顾,招抚之计根本不可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赵才只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并不具备参与中枢决策的卓越的政治智慧。
圣主很失望,他需要并且是迫切需要一个具备政治智慧的兵部尚书,但自前兵部尚书段文振病逝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只能虚位以待,本来寄希望于兵部侍郎斛斯政,结果斛斯政给了他致命一击,而从赵才关键时刻的表现来看,距离他的要求也是差之甚远。
“我们不能,并且也不可能控制这群叛逆。”圣主并不犹豫,很快表态,“我们需要武功,但必须是我们亲手建立的武功。”
在坐重臣心领神会,虽各怀心思,各有想法,但此时此刻,圣主这句话非常正确,无可挑剔,无可辩驳。
不能控制这群叛贼当然是因为当前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目前国内改革派必须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力打击保守势力,确保改革派对朝政的控制,而对外必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北关系,在国内政局没有彻底稳定下来之前,中土并不具备进行南北战争的条件,所以不能招抚,不能向国内保守势力妥协,更不能激怒突厥人提前引爆南北战争。
不可能控制这群叛贼,说明圣主对齐王和这群叛贼的野心都有清晰认知,这股新兴力量可以利用,可以榨干吃尽,但绝不能做东郭先生,养虎为患。
安州太小,奚族太弱,收复安州的功劳并不大,虽然安州的收复直接改变了南北对峙之局,但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种隐藏在背后的利益,相比起来,彻底摧毁远东霸主高句丽,这个功劳就大多了,毕竟先帝打了一次无功而返,而圣主连打两年都未能攻克,高句丽已经成为中土人心中难以抹灭的阴影,所以只要第三次东征凯旋而还,圣主的武功就有了,中央的权威也能再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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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二,河北博陵郡,行宫。
苏威、封德彝与阿史那思摩、史蜀胡悉继续谈判。
苏威明确告诉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李子雄和白发贼都是中土叛贼,他们的军队都是中土叛军,虽然这支军队现在都在塞外,但依旧是中土的心腹大患,随时都会危机长?安全,所以中土官方要穷追猛打,斩尽杀绝,永绝后患。当然,考虑到南北关系,诸如齐王那样不经协商就擅自出塞剿杀的事肯定要杜绝,因此苏威提出建议,只要突厥人同意,中土大军马上北上围剿李子雄和白发贼。
阿史那思摩和史蜀胡悉一口拒绝。这支叛军既然到了塞外,在我们的地盘上烧杀掳掠,当然由我们剿杀,但这支叛军来自中土,与你们脱不了干系,而我们剿灭他们后对中土亦是有利,所以中土于情于理都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比如重新开通怀荒边市,比如允许更多的胡贾到太原、蓟城等北方重镇进行交易。
双方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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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二,古北口。
武贲郎将赵十住风尘仆仆抵达古北口,与郭绚、慕容正则交谈一番,大致了解安州战局后,遂提出约见杨恭道。
当日下午,赵十住、慕容正则与杨恭道会晤于边市。
赵十住先把近期内由圣主下达的一系列人事调动告之杨恭道,然后提出一个要求,他要马上见到李子雄或者白发贼中的一个,就长城内外形势的未来变化商讨具体对策。
杨恭道一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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