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卿推荐毕懋康,朕以为可行。卿等对毕懋康接任工部尚书一职,可有什么异议?”
李国鐠、孙承宗、徐光启听了这话,一起说道:“毕侍郎是合适人选,臣等并无异议。”
皇帝都这么说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异议。
再者说,毕懋康也的确是当今大明朝最懂新式军工武备的人选了,其新近编撰绘制的《军器图说》,早已分送给在座的几位阁臣审阅订正了。
这一世,毕懋康撰成《军器图说》的这个事情,要比原本历史上早了七八年的时间。
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与当今皇帝让他出任武备院总监一事有着莫大的关系。
历史上的这个时候,毕懋康还在南京通政使的闲职上消磨时光,虽然已经开始了对燧发枪的研究,但还没有取得突破,而这一世壕镜澳葡人技师献给崇祯皇帝的燧发枪,却让他茅塞顿开。
不光是明白了其中的原理,而且通过拆解仿造,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锻造工艺,虽然精良程度与壕镜澳购来的还有差距,但是单纯讲到燧发枪最核心的枪机构造,却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又由于出于保密的考虑,采取了详细分工的缘故,流水线生产装配的现代管理模式,也提前在武备院下辖的枪炮厂、火药厂、军器局里推广开了。
而这一切,其中多有毕懋康自己的创见。
毕懋康提前主持编撰形成了《军器图说》,利用身为兵部侍郎及武备院总监职务便利,将明初以来的各种火器生产,以及当前武备院的各种火器制造工艺一一进行了总结,比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版本更为实用和先进。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但却并没有让他找人制版刻印,而是先期作为内部的教材,在武备院院内培训工匠之用。
因为像这样的书籍,就像孙和鼎、刘汉等人在皇帝指点下编撰的《铁范铸**说》一样,此时还都是大明朝廷的技术专利,若是公开传播,流落到了海外,或者关外,那么很快就会成为敌人手中的利器,这一点是不能不考虑的。
看见在座的几位阁臣都同意毕懋康接任工部尚书,崇祯皇帝于是说道:“既然卿等皆无异议,那么李爱卿离京入晋督师剿贼之后,工部尚书一职就由毕懋康接任。毕懋康此前的兵部侍郎、武备院左总监督一职,全数由孙元化接任。”
崇祯皇帝说完了这些,又与几位阁臣商议了一番李邦华入晋督师的相关事宜,然后由内阁中书舍人拟旨,再一次派出数队锦衣卫,分头前往西安、榆林、花马池,以及太原城、大名府分头传达朝廷最新的旨意:
其一,罢免罗世锦的山西巡按和裴俊锡的山西参政之职,剥夺功名士籍,勒令归乡读书。
其二,就是分头调集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所部兵马,从南、北、东三面入晋。
其三,钦命军机大臣李邦华总理入晋诸路兵马,统一协调指挥山西剿贼事务。
除此之外,皇帝也再一次传旨户部,由内府和太仓各出五成,发放崇祯二年一月至六月的军饷。
除了陕西三边五镇十余万人马之外,还有另外的六边七镇,以及京师三大营和近卫第一镇,总计又是将近四十万人的规模,又是一次就需要支出四百余万银元。
可以想想看,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要是不抄家、不吃大户,不从那些违法乱纪的宗室勋贵、巨商大贾、贪官政敌那里抢银子,单靠朝廷每年贫苦农民手中搜刮出来的四五百万两田赋税银,可以说,朝廷财政的崩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也因此,当三日以后,李邦华交卸了手头的事务,前来乾清宫陛辞的时候,崇祯皇帝又交给了他两道圣旨,让他带去山西太原、潞安,分别交给晋王朱求桂和沈王朱埕尧,勒令晋王府一系和沈王府一系各出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担,支应山西剿贼事务。
所有这一切安排完了之后,正月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朝廷中枢衙门,也才陆陆续续开门办公了。
送走了李邦华之后,崇祯皇帝刚想松口气,却在数日之后,就从开衙的通政司那里,收到了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批评教育皇帝的奏章。
这一次的来势更为凶猛,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并不关心流贼肆虐山西的情形,他们的目的是攻击朝廷的开海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