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流贼当然也是大明朝的心腹大患,不过对崇祯皇帝来说,他担心不是流贼的上山,而是流贼的流窜。
如今陕西的流贼进入了山西,而且还进了吕梁山,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对大明朝上至朝堂下至地方的威胁和破坏,却也是降到了最低。
上了山的流贼,只能算是山贼。
吕梁山方圆广大,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朝廷的官军虽然轻易攻不进去,但是进了山的流贼如今却也轻易没法出来。
对崇祯皇帝来说,这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却也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
毕竟如今这个大明朝依旧四处跑风漏气,需要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崇祯皇帝在心中定下了当前朝廷在战略上的优先方向之后,很快就命令军机大臣孙承宗代表皇帝本人,再一次出京去巡视蓟镇边备情况,包括编制员额是否满编,军械物资是否充足,军卒粮饷是否如数发放,城池防务是否完备,边镇将领是否得力等等方面。
特别是这一次,崇祯皇帝还让孙承宗在巡视了蓟镇边备之后,前往塞北查勘热河堡、八里罕、营后屯、三座塔等塞北战略要地的防务情况,并且授权他携带着大量的钱粮物资,去会见归附大明的那几个塞北蒙古部落的首领。
五月初六日,端午节刚过,崇祯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之中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孙承宗,以及随同孙承宗一同前往的兵部、理藩院、锦衣卫、东厂等衙门的人员,向他们交待各类注意事项之后,亲自将孙承宗等人送到了午门之前。
崇祯皇帝原本想要亲自去巡视一遍京师北部的蓟镇边备,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亲自去巡视一遍蓟镇东面的山海镇和西边的宣府镇,然而这个想法刚一提出,首先就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继而又遭到了军机处的反对,然后是内阁阁臣和得知这一情况部院大臣的反对。
所以,这个想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很快被围绕在身边的所有人给否决掉了。
包括在宫内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天启帝遗孀懿安皇后,以及自己的中宫之主皇后周氏,都是他再一次出巡边关的反对者。
在她们眼中,出巡京畿之地比如通州、昌平,乃至居庸关,都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面还有长城一线宣府、蓟镇、山海关的驻军,即使突然之间有了来自塞北草原上的威胁,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关内,皇帝有充裕的时间回到京师城中。
而一旦皇帝去了长城一线,甚至还有可能要前出到关外去,去巡视那些孤零零地矗立在塞北草原上面的堡垒,也就等于失去了长城关山要塞的保护,安全上也就没有了保证。
她们的担心,以及一些朝臣的担心,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看来有些可笑,但是最后想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此时的出行,改由孙承宗带着人马替自己前去。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眼里,长城以北都是苦寒蛮荒之地,是各种野蛮民族游牧和出没的地方,皇帝去那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后世的冀北、东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工农业发达的地方,虽然冬季严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还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这些地区的环境,还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坏,也没有伐木业、工矿业的过度开发,单论自然环境的话,肯定是要比关内的许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陕西、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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