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将军后,我好像和他说了不少的话,也不知道他突然这么一问,指的是哪件事,所以要问清楚。于是我礼貌地问他:“将军同志,我们今天聊过很多事,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件?”
阿发纳西耶夫将军神情严肃地说:“是关于普利瓦洛夫将军的事,你确定你对我所说的,都是事实吗?”
听他这么问,我马上明白他是想确认普利瓦洛夫将军是否犯下了我所说过的错误,便认真地点点头,回答说:“将军同志,我说的都是真的,关于这一点,等到了方面军司令部,见得日曹利夫上校后,您可以向他求证。”
将军面目表情地点点头,说:“既然如此,那么我见到梅列茨科夫司令员时,一定会请求他严肃处理此事……”
刚说到这里,吉普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猝不及防,身体向前猛地一冲,重重地撞在了前面的椅背上。我一边揉着被撞得生疼的胸部,一边怒气冲冲地质问司机:“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停车?”
司机回过头,委屈地说:“报告师长同志,是前面的车突然停了下来。”
我扭头对阿发纳西耶夫将军说了句:“将军同志,您先待在车上,我下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见到将军微微颔首,我便拉开车门走了下去。
我刚往前走了几步,便见到谢柳京迎面跑过来。他跑到我的面前,抬手敬礼报告说:“师长同志,前面转弯的地方有棵大树横在路中间,挡住了车队的去路,需要多去几个人搬开。”
有棵树倒在了路中间?听谢柳京这么一说,我顿时警惕起来了,在那些影视作品里,那些游击队在打伏击前,通常都会在路中间摆上一棵树,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派人去试图搬开树木的时候,才突然开火。不过此刻,在两侧埋伏的是德国人,而我们成为了被伏击的对象。
阿发纳西耶夫将军手下的战士下了车。瓦斯科夫也带着警卫排的战士下了车,一大群人围在了车的周围。看到这一切,我急得大喊:“都挤在这里干什么?想让德国人把你们当靶子打吗?快分散来。去十个人帮着谢柳京把树搬开,其余的人到森林里去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德国人埋伏。”
被我这么一提醒,大家马上就警觉起来,哗啦一下全散开了。谢柳京带着十名战士去搬树,而瓦斯科夫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在吉普车的四周警戒,自己带着剩下的人进森林去搜索可能存在的德国人。车上坐在的阿发纳西耶夫将军想下车看看,当被我以外面危险的理由制止了,并让他俯下身体躲在车里,免得成为德国狙击手的目标。
拦在路上的树木很快被搬开了,我猜想中的德国人的伏兵还是没有出现。看到站在我面前复命的谢柳京。我不禁有些怀疑起自己的判断。难道我猜错了。真的只是一棵因意外才倒在路中间的树木吗?
也许是听见外面平安无事,阿发纳西耶夫坐直身体,从车窗探出头来。问我:“奥夏宁娜少校,怎么回事?你说的德国人在哪里?”
我的脸一红。有些难为情地回答说:“将军同志,也许是我搞错了。”
将军面带不悦地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出发?”
我连忙回答:“请稍等一下,等到森林搜索的战士们回来,我们立即就出发。”
将军抬手看了看表,不耐烦地说:“快点叫他们回来吧,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是!”我答应一声,转身吩咐谢柳京:“中士同志,你马上把在森林里的瓦斯科夫中尉他们叫回来,然后我们就出发。”
谢柳京答应一声,转身就要离开。啪的一声枪响,谢柳京捂住腿部栽倒在地上。我的脑子顿时冒出一个念头:“不好,是德国人的狙击手。”
我扑倒在地上,刚想开口警告其余的战士,谢柳京已经大声地喊了起来:“大家赶快卧倒,森林里有德国人的狙击手。”
啪的一声,又是一声枪响,一发子弹打在了离我不远的地方,爆起一蓬尘土,溅起的小石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疼得我不禁哼了一声。躺在不远处的谢柳京关切地问:“师长同志,您负伤了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是溅起的小石子打在脸上了。”
我和谢柳京说话的时候,那些担任警戒的战士全部卧倒在地,端着枪冲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噼里啪啦地打开了。
看到战士们把子弹不要钱似的打出去,我气得浑身发抖,没见过这么败家的,还没有见到敌人是什么样,几百发子弹就打出去了。我连声喊着:“不要打连发,打点射,打点射!”不过在清脆而密集的枪声,使我的喊声无法让战士们听见。
“不要打连发,用点射,听见没有,你们这帮该死的家伙!”躺在旁边的谢柳京大声地重复着我的话,他的嗓门比我的大,喊了几次后,战士们就不再盲目地射击了,而是一枪接着一枪地打着点射。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距离我们七八十米外,一个人影在树木间跑着“之”字型隐蔽着身形,飞快地向森林深处冲去。人影移动的非常敏捷,眼看再过几秒钟,就有可能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掉。
就在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枪响,谢柳京取下身上背着的步枪,瞄准那个人影扣动了扳机。子弹擦着敌人的头部飞过,打在了一棵树上。那人一愣,在原地顿了顿,没等他再次移动,又一发子弹打在了他的前面,将他面前的灌木丛打得一阵摇晃。
那人吓得躲在一棵树后,谢柳京和那几名战士对着那棵树一枪接一枪地打着,把树两侧的退路全部封死,掩护着察觉到敌情正往那里赶的瓦斯科夫他们冲上去。
瓦斯科夫他们的运动速度很快,不到两分钟,就扑到了那棵树的附近。我远远地看到瓦斯科夫一个鱼跃扑到了树的后面,接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搂抱着摔了出来。周围的战士连忙上前,七手八脚地将两人分开,将打冷枪的家伙反剪着双手往我们这边押过来。
看到俘虏被押过来,我松了一口气,从地上爬起来。正想走过去时,又听见阿发纳西耶夫将军的声音,他有些紧张地问:“奥夏宁娜少校,情况怎么样了?”
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将军同志,是德国人的狙击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不一会儿,俘虏被押到了我的面前。我轻蔑地看了看这个穿德军制服的年轻军人,然后关切地问站在旁边的瓦斯科夫:“菲佳,你没有受伤吧?”
瓦斯科夫咧嘴无声地笑了笑,摇摇头,表示没有受伤。
被战友们搀扶起来的谢柳京气呼呼地问我:“师长同志,这个俘虏怎么处置。”
令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那个俘虏跪在我们的面前,大声地喊着:“指挥员同志,饶了我吧,我是被逼的。我是乌克兰人,是自己人。”
乌克兰人,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人。我恶狠狠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士兵,明白这个狙击手原来是个被俘后的变节者,于是毫不留情地冲瓦斯科夫下达了命令:“中尉,对这个祖国的叛徒不用客气,拖到森林里——枪毙。”
瓦斯科夫兴奋地答应一声,让两名战士架着这个狙击手往森林里去。
很快,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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