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朝廷,才有了西夏国。
韩琦的好水川之败,使他在暂时间内受到攻击。让人惊奇的是,好水川之败竟然成了韩琦进身之阶,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他竟然不断升官,成了朝廷的一方重臣,还是“深通兵道”的那种“名将”。
这也折射出了,宋朝好坏不分,清浊不辨的官场风气。
作为老一辈知兵的“名将”,在辽军即将进攻中原的紧要关头,宋神宗想起了韩琦,下旨要他进京。韩琦接旨之后,大喜过望,攻击新法的良机到期了,连夜赶来,正好赶上商议大事。见到司马光,韩琦更加笃定,王安石罢相是必然了,不由得暗中窃喜。
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吓人,过了老半天,还是宋神宗率先说话。
宋神宗的语调很低,语气沉痛:“诸位爱卿,朕不敏,而登大位,本想上顺天心,下体民情,励精图治,革故鼎新,让大宋之强强于契丹。然天不佑朕,竟有雄州之败,辽国入侵在即。这是朕之罪,非臣之错。”
宋神宗深深自责,一语“非臣之错”,是在为王安石开脱。
为了变法,宋神宗和王安石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反对新法的人很多,司马光、吕公著、韩琦这些人最为有名,是反对党的领袖。
雄州战败,给了反对派最好的反击良机,最好的反击理由,若他们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司马光就不是司马光了。是以,宋神宗决定,把这些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就不会有人责怪王安石了。
“官家,臣有本奏!”司马光一听就知道事情要糟,要是宋神宗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他要搞掉王安石,自己当丞相的想法就不可能实现,忙抢着奏本。
“说吧!”宋神宗又何尝不明白他的心思,有心不让他说话,可是,在这危难之际,团结才是最重要的,不得不让他说话。
“谢官家。”司马光深施一礼,这才缓缓而言:“官家自登基以来,心系天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宋日趋富强。然,朝中有奸佞在侧,摇唇鼓舌,以邪说惑官家,天下不宁,徭役日重,战事频启。熙河之役,费钱亿兆,名虽拓地千多里,实为无用之地,于大宋何益?”
司马光越说越欢,声调越来越高,他却忘了,西北之地,自古便是地广人稀。王韶在熙河一役,拓地一千多里,逼使西夏数十万之民投降宋朝,这对人口本就不多的西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宋朝成功的从西边锁住了西夏,为最后成功的把西夏锁在西北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韶是宋神宗朝的第一名将,一篇《平戎策》备受后人赞赏,熙河之役更是大功一件。可是,却因为他支持变法,给反对派,给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郁郁而终的下场。
“雄州本是大宋坚城,牢不可破!辽国攻打上百年,不能逾雷池一步,为何在短短时日内失陷?”司马光一张嘴能说会道,不愧是写《资治通鉴》的人物,把这事归结为王安石的过罪:“明里看,是耶律洪基在十年前埋下伏子,实则是有人暗通辽国,出卖大宋。”
好大一顶帽子,一顶通敌叛国的大帽子,足以压死任何人。
“官家,君实所言极是!”韩琦忙附和:“雄州本是天下坚城,若无内应,怎能如此快就失陷?还请官家明察。”
“官家,臣以为,君实所言有理。”吕公著也是反对派的有名人物,马上就逮住机会,沉痛万分的道:“敌之在外不可怕,敌之在内最可怕,若要收复雄州,把辽国赶出去,唯有先治内。”
吕惠卿沉默半晌,把王安石瞧瞧,再把司马光、韩琦、吕公著三人瞧瞧,眉头拧得更紧了,却是没有说话。
“官家,都是臣的罪过,臣请辞丞相,愿担罪过!”王安石很明白,这些人就是冲他来的,若他不去,这些人是不会罢休的。
吕惠卿原本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是变法的二号人物,只是在眼前这般巨大的压力下,他也选择了沉默,王安石被完全孤立了。
王安石终于开口请辞了,司马光离丞相一职更近了,三人不由得窃喜。
“若介甫去相,谁领相为宜?”宋神宗苦恼万分,一字一顿,言来极为不甘。
当然是司马光最合适了,只是,韩琦三人巧妙的选择了闭口不言。
就在这时,邵九快步过来,冲宋神宗见过礼后,把一份奏章呈上,快步退了出去。出去之前,看了一眼司马光,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
宋神宗把奏章打开一瞧,双眉一拧,打量着司马光,厉喝一声:“司马光!”
司马光听在耳里,大是欢喜,以为相位到手了,忙恭恭敬敬的应道:“臣在!”
他欢喜之下,却没有听出宋神宗的恼怒之意。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想的那般,宋神宗并没有命他为相,只听宋神宗大吼一声:“你,可以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