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军事、民生,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这是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军屯就像自给自足生产士兵的加工厂;民屯又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总是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小农就像任人宰割的绵羊;地主豪强的农庄则是自家私人王国;士族就是地主中垄断着知识和话语权的一小部分。
童远与卫觊谈话的核心就是以减税、免税换取世族豪强控制下的权利,以屯田吏员替换世族豪强掌控的地方官员,消除郡县以下的私人各家统治,使童远统治区政令一体。
这种替换,主要官员要从其他地方调入,基层吏员、中层吏员从当地产生;县级一、二把手过几年调换,当然不是对调,这种做法只能减慢新的世族豪强取代旧的世族豪强。
但新的士族豪强崛起是必然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永恒不变,这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
如何主动利用这种客观,改变士族掌控国家命运,让士族无法垄断知识、话语和官场,就是童远、卫觊、张既这些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课题。
卫觊已经领会了童远的谈话精神,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卫觊也是士族出身,但他从青年起就开始关注国家大事,研究过秦朝的崛起和汉朝的兴盛与衰败,初步认识到士族主导下国家必然衰退。
这些年来,童远的政治体系离不开卫觊和张既,方针、政策的制定、建立、落实。
落实多靠张既,而对付顽固士族则多数出于卫觊的手笔。尤其对传统士族这个毒瘤,他比别人看得更透彻。因为他就是世族,也可以说他是士族的叛逆者,还是非常稳健能干的叛逆者。
河东是卫觊的起点,也是他命运的转折地,他对河东有着特殊的感情。童远把这项措施叫变相夺权,他就是变相夺权的排头兵,那变相夺权就从河东开始。
童远当时打败白波军,其他几个平穷的县实行了屯田,安邑、临汾、解县地处平原,河流纵横、渠网遍布,三县百分之七十都是水田,可谓鱼米之乡。土地在个人手里,没有无主的土地屯田。
奇怪的是这三个县平原的水田都归地主、豪强等所有,居住在平原的农户都是佃户,其实这些土地最早都是他们的土地。
由于个体力量没有能力开挖灌渠,产下的粮食不足水田地一半,如果把土地卖给附近有渠的富户,再把地租回来种,向对方交三成粮食,就允许他们从渠里引水、排水。
这些人一下子从小农变成了佃户,但心甘情愿,多收获两成粮食,用卖地地的钱在丘陵地带能买二到三倍的旱地,租出去收得粮食比原来卖出去的地收的还多。
为什么这些地主、豪强不直接让他们用水,不买地也能收同样的三成粮食?这就与世代观念有关,有了土地后代不愁,几代后男丁翻几倍,那时每家就没多少地了。
况且这些大户不缺钱,童远知道后世晋南富甲天下,晋商商号遍布华夏。外贸最北到莫斯科,最西到西亚。
但是,主要是根据交通信息等不对称,进行囤积物资和赚取差价,并没有向手工业发展。
这白白浪费了并州得天独厚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优势!
如果引导、支持他们提前经商再转向手工业,尝到甜头后他们就对土地、从政减少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