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怪气地接了一句。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
“可以复古宗法制啊。”
“比如说,你家均了五十亩田。你生了三个儿子,那大儿子继承,是为大宗。”
“其余二儿子、三儿子,则是分支。”
“靠着从大儿子土地里收的税,朝廷收税养船、养兵,让二儿子、三儿子去海外。”
“去南洋,或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也分五十亩地。”
“这样,还真就可以井田制了。我看,要把地球的空地都占满,还要好久呢。”
一看就是他们经常讨论类似的话题,这句阴阳怪气嘲讽的话一说,旁边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孟松麓却觉得,这句话并不可笑,完全是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在这些人说来,仿佛是个笑话一般?
“诸位,这并不可笑。这个办法也不是不行吧?在下愚钝,实在不知有何可笑之处?”
孟铁柱看了一眼孟松麓,问道:“你知道这个办法最难的在哪吗?”
“在哪?”
“在均田啊。你要先把田均了,然后才能收上足够的税,然后才能供养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垦荒。问题在于,第一步的均田都办不了,后面的不就是痴人说梦吗?”
孟松麓皱了皱眉,忍不住道:“阜宁县如今不是有如均田手段了吗?”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你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我且问你,你对均田一事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孟松麓有他们学派的正统解读,而且是绝对符合儒家大义的解读。
“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明之险亡天下,皆因民无恒产。”
“是以,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民无恒产则无恒心。非均田,不能人人有恒产。”
“故,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也。”
“井者,均之托古也。”
他回答的滴水不漏,而且内在逻辑也好、三观也罢,也都是标准且正统的儒家三观。
制民恒产嘛。
孟铁柱直接反问道:“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然!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孟松麓回答的掷地有声。
孟铁柱忍不住笑道:“那我问你个问题,若有得罪,勿怪。”
“请讲。”
“假设,若在开国时候,你剃了发,做了汉奸与虏带路,我一刀捅死你,你觉得如何?”
孟松麓愣了瞬间,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吧?
“这何必问?大义加身,杀的好!”
“但问题是,有这个大义,却必须要另找你别的毛病,说你道德败坏、强取豪夺、为祸一方、欺男霸女、你是混蛋、你不是好人等等,才能砍死你,否则别人要我说残暴。那这个大义,有个屁用啊?”孟铁柱脸上挂着那种贱兮兮的笑,再度反问。
这个比喻很简单,孟松麓一下子愣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很明显的,说的是阜宁均田的事。
既然,按照儒家大义,制民恒产、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
且,大顺是以儒家治国的。
那么,有此大义,还扯什么别的?直接均不就得了?
朝廷这边要均田都不敢,都不敢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以仁政为由,强制均田。却只能遮遮掩掩,非要找些乱七八糟的理由。
既然朝廷根本不敢用这个大义,证明要么全天下并不认为这是大义;要么是朝廷根本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由此引申出来的一切,也就如孟铁柱之前所说的那般了——都是扯王八犊子。
如果,天下儒学的主流,并不认为制民恒产引申出的均田是大义,那么谈这个大义本身就是异端扯淡。
如果,辩经之下,认为从制民恒产出发,引申出的均田,是为天下第一仁政。但朝廷有此大义却不敢用,证明朝廷根本不敢或者说不想行此大义。
那么,颜、李、王、程等人设想的,指望朝廷主持均田,那不就是扯王八犊子吗?
朝中人、读书人看阜宁事件,想到的还是“郑伯克段于鄢”,明知其为鱼、为兽,却饵之、阱之,这么做是不是阴险、狡诈?
算是整个大顺最激进的颜李学派的正统的第三代传人孟松麓,没去考虑这件事正义与否,只是去考虑均田该怎么实施,才能彻底杜绝兼并之患。
然而这些学新学的,看这件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之下,根本觉得完全是在看一场闹剧、一场笑话。
明明可以直接大义加身的事,却畏畏缩缩非要再找别的理由,甚至这样依旧导致天下震动,这可真是笑话。
内心都不认为这是大义,却在面对制民恒产之类的辩经问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大义。
其可笑程度,直逼当年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后人,剃发上表;衮衮诸公,饱读华夷之辩,联虏平寇了。
就像孟铁柱说的那个笑话,杀个汉奸,不能用大义理由,还得找私人道德问题甚至来下三路,否则要说你残暴,这本身不是笑话。万一有些地方的三观,以此为荣呢。
真正可笑的,是汉奸该杀这个大义是全天下读书人嘴上普遍认可的,但嘴上都说对,心里却全都不信这个三观是对的,这种不自信才导致需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上。
某种程度上,这和刘钰面临的困境一样。
刘钰希望均田。
儒家改良派也希望均田。
但两者的逻辑、大义不同。
刘钰搞均田的大义,是降低地租、降低利息、提振内需、促进工商业发展。此即为第一大义也。
我有此大义加身,均田就均田,和道德无关。
只不过,他所认为的大义,不是天下主流三观的大义。
而儒家改良派的均田大义,源于孟子的制民恒产为王政之本,恒产则要均田,均田就是第一仁政。
问题在于,这个看似主流的大义,其实只是假装是主流,实则根本不是主流。
嘴上都说是,心里全不是。
儒家想要在新时代有所作为,或者古儒学派想要真的开宗立派,确实要破而后立,把一整套体系给立起来。
谈政治抱负,就不能不谈经济基础、底层建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工商业制度,否则就是空谈扯淡,和袖手谈心性区别不大。
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上一次实践,失败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
现在高喊着复古的那一派,至少现在看来,很多想法都是空想的扯犊子,完全没有实践性。
因为时代变了,古儒学派不但要解决农的问题,还要解决士、工、商的问题。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发展,工、商的问题,越发重要。
过去的框架,装得下这些东西吗?还是把这些新东西,死命塞到过去的旧框架里?这个框架,连王莽时代的生产力都塞不进去,在不动底层架构的前提下,怎么把蒸汽机都出来了的生产力塞进去?
孟铁柱的嘲讽,倒是没嘲讽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嘲讽一下这些人的想法过于扯淡空谈。
孟松麓心里虽然不平,一时间却也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反驳这个脸上挂着贱兮兮总是仿佛在嘲讽一般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