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十）

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