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八章 死与复仇（二八）

这一套，大顺真要是铁了心，就是要把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放在荷兰，英国咋办？

    大顺肯定是要碎英国的航海条例的。

    而航海条例里有一条，其实本质就是一口通商，很多贸易品必须要运到伦敦之后，才能再转运出口。比如茶叶，不是说东印度公司把茶叶运回来，就可以到处卖的，而是必须要送到伦敦经过伦敦一口通商办的茶叶交易所，才能再转运别处。

    这样方便收税，行政能力在这摆着，科技在这摆着，英国不这么搞，茶税他能收到个锤子。

    那么，假设大顺把贸易中心放在荷兰，逼着英国签订了开放贸易条约，东方贸易品进口税降到10%，且不再需要缴纳子关税，由各地子海关自行征收这10%的关税……

    英国能收到几个钱？

    现实就在这摆着，33年的糖税法，法国殖民地的蔗糖业大发展、马萨诸塞州的朗姆酒产业大发展，可关税的毛都没看到。

    到时候，航海条例也碎了、关税也开了、工业也默认被冲击了，结果最后关税也没了……英国政府就怕欲哭无泪了。

    还指望着关税还国债呢。

    这里面的最大的责任是谁？当然是英国自己。

    最开始的时候，刘钰一直担心英国有战略家，害怕英国真的践行亚当·斯密的设想，让英国来垄断东西方贸易的航运业。所以特别担心英国看到大顺军改之后，立刻放弃印度，迫使中法为印度大打出手，英国以海军和制海权与大顺瓜分东西方贸易，做东西方贸易的二道贩子。

    结果弄到最后，发现真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英国的保守真的是超乎想象，延续着克伦威尔的既定贸易政策一路走来，一点不知道变通。

    走到这一步了，哈利法克斯伯爵终于醒过来了，琢磨着让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

    既然无法反抗，不如好好享受一下东西方贸易的好处，让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和东西方贸易中心。

    然而……晚了。

    他没考虑到一件事，如果大顺真有心这么做，为什么不早早伸出橄榄枝？

    为什么大顺一上来就盯得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因为，大顺明白，荷兰没能力搞航海条例，也没能力“用武力保卫自己不买的权利”。

    但英国有。

    因为英国有北美加本土的接近1000万人口、以及得天独厚的不需要庞大陆军军费的地缘环境，比法国可烦人多了。

    大顺不担心法国在贸易和航海上反噬，因为给法国100个狗胆，也不敢把陆军裁撤取消常备军全都投资海军和殖民地。

    真要那样，普鲁士奥地利甚至波兰，都能把裁撤陆军、全力海军的法国的屎打出来。

    到时候英国缓过气来了，随手把条约撕了，就把舰队往大西洋一摆，大顺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市场本身，也是有议价权的。

    到时候，大顺只能接受英国的条件，两边合作，而主动权是握在英国手里的——搓羊毛、织布、甚至瓷器，技术含量还没高到几十年无法仿制突破的程度。

    当初刘钰所担心的，是大顺国内的那群人，看到英国条件优厚，给个糖吃，不想出大力建海军就能坐地收钱。

    而现在，大顺内部的新学派已经崛起，商业资本的力量这几年发展极快，海军内部的军官团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下，大顺已经不可能接受退回去让别人当二道贩子的条件了。

    因为亚当·斯密给出的那个办法，就是纯粹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扯犊子：中国应该放弃航运业和商业，把资本投入到工农业，由英国接管中国的航运业——这年月搞航运业，动辄50%的利润，为啥不投资航运业先把高利润产业占了积累资本，再以利润的原始积累投资工农业？

    这个矛盾在这摆着，如果真能自由贸易的话，其实放在荷兰还是伦敦倒是真无所谓。问题就在于，真正的自由贸易存在吗？英国如何保证他不会给羊毛和棉布产业补贴？英国如何保证不会以行政手段阻止中国商品售卖？

    英国说可以保证，问题在于大顺信不信？敢不敢信？

    在这样的矛盾下，哈利法克斯伯爵虽然对贸易有点理解，但实际上于国际政治和外交上也是个半吊子。

    他这种想法，纯粹就是一厢情愿。

    中法同盟打了半天，打到最后，大顺把东西方贸易中心放伦敦去了？法国人能接受？合着打了半天，这是帮着英国建设金融中心呢？

    放在荷兰，法国当然可以接受。

    荷兰和法国之间没有大海阻隔，法国去荷兰就像去自己家那么简单。

    只要大顺给出“比利时去武装化、荷兰完全中立化”的条件，法国当然愿意接受金融和贸易中心放在荷兰。

    而这个条件，又不是难以达成，只要波兰选王一死，大顺完全可以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施压奥地利，联法俄一起施压，相当于拿部分波兰和西里西亚，换比利时。

    荷兰未必需要东西方贸易的全部关税和利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足够带来足够的商业繁荣和就业了。

    而大顺之前煽动的荷兰政变和下南洋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也中断了尼德兰民族的形成过程，荷兰最后的民族力量，也就是行会、小生产者、农民，在那场政变之后再无反击之力，只剩下不需要祖国的商人、商业寡头、金融资本，和大量涌入的伊比利亚犹太人、高卢胡格诺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