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类似金达来、山鞑子花的叶子,卷起来后和茶叶卷类似。
这四拨人之间的博弈,是走私贩子、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种植者,一起干那些买海关茶的。
但怼完之后,一些事就失控了。
当时北美流行一种叫tarrihering,焦油和羽毛的私刑。就是把沥青烧化了之后,往身上泼,然后再往身上沾羽毛。这种刑罚,至少也得脱层皮,热沥青往身上泼,不死也得扒层皮。
而着名的受害者约翰·马尔科姆,被人泼了沥青沾上羽毛后,绑在那棵着名的“自由树”下一顿打。
打完之后,就给他灌茶叶,一直灌到他呕吐为止。
草尼玛的,你不是支持茶叶降税吗?我让你喝,今天就让你喝个够,喝不死你。
在那之后,喝茶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政治正确问题。
喝茶,就是不爱国,就有叛国倾向、就有保王倾向。
这背后,就是咖啡商人和拉布拉多茶商人在背后推动的。在汉语里,拉布拉多茶也有个茶字,但是在英语里,这玩意儿不是茶。
就当时来说,有反英的、有保英的,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日子人,看看热闹得了。
而这些日子人,看到这些针对茶叶的迫害之后,也没几个敢喝茶的。没事找事吗?为了喝口茶,真叫人抓起来,泼上沥青,沾上羽毛,打一顿,也不值当的啊。
理论上,我“爱国”和“反英”,同时又“喝茶”,能否同时存在?
理论上可以。只要我喝的是走私茶、喝比关税茶贵2两个便士的走私茶,那就可以同时存在。
问题在于,都是喝的武夷茶,你说得清你喝的是爱国走私茶、还是不爱国的关税茶吗?
凡事只要一上纲上线,那么这种事就只有“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这一个选项。
比如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信中就专门说过这个纯洁问题。
我想我忘了告诉你一个轶事: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所房子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我至少骑了35英里。“夫人,”我对休斯顿太太说,“一个疲惫的旅行者,需要用一杯茶来舒缓一下。只要它是走私的、或者没有缴纳任何关税就行。”
“不,先生。”她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的所有茶。我不能泡茶,但我可以给你煮咖啡。
这里面,约翰·亚当斯的纯洁度就不太够,因为他还喝茶,只不过他拒绝喝缴纳了关税的茶。因为交了关税,意味着不纯洁。
而这位太太,则比亚当斯更纯洁,因为她连茶都不喝了,而是喝咖啡。
所以,约翰·亚当斯很羞愧。
从那之后,他也不喝茶了,改喝咖啡了。
本来,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商、走私茶商、海关茶商,四家斗。
三家一起把海关茶干死了。
剩下这三家,咖啡商加拉布拉多茶商,和走私茶商势均力敌。
在随后的“纯洁爱国运动”,使得喝茶本身也是罪,尤其是在给马尔科姆灌茶灌到差点吐死之后,一般人也就尽可能别喝茶了,以免摊上事;而那些从政的,则需要以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以前只喝走私茶以明志的,现在走私茶也不喝了,只喝咖啡。
这是国内环境。
而国外的环境,也使得北美建国后的茶叶商人,逐渐完蛋。
先是英国封锁,然后英荷战争、荷兰东印度公司完蛋、法革等等一些列的事,使得英国逐渐拿到了茶叶的贸易垄断。而咖啡种植业的兴起,以及拉布拉多茶被控告致幻的背刺,使得咖啡商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茶叶可能被咖啡替换,尤其是可能和政治沾染上关系。
而信教的……他们的思维,是非常魔怔的。
比如克伦威尔的死。
他得了疟疾,但金鸡纳树皮奎宁是天主教传教士发现的,所以克伦威尔宁吃新教的草,不用天主的药,最后死在了疟疾上。
大顺这边的人,去这种宗教国家,尤其是原教旨清教徒的国家搞辩经,往往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辩不到点上。
但这不重要。
只要有足够的茶叶运过去、只要壮大走私茶贩子的力量,干死咖啡。那么,走私茶贩子,自会为茶叶赋予一个神圣的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很多事嘛,卖茶叶的赚的越多,就越有话语权。找点枪手论述下喝咖啡会丧失勇武精神变法国娘娘腔,也是很容易的。
反正东印度公司已死,大顺要做的,就是趁着战乱期间,把大量的商品带过去,培养出一批靠大顺商品赚钱的人,日后他们自然会为大顺的商品摇旗呐喊。
不只是茶叶。
还有棉布,这关系到和北美的一些羊毛纺织业的斗争;漆器,这关系到移民的细木匠的斗争;金属制品,这关系到北美刚准备起步的金属加工业能否被直接摁死在萌芽中,等等。
运过去的越多、货源越充足,干这一行赚钱的就越多,将来站出来说话的人也就越多。
在战争结束谈判前,要把一些东西,搞成既定事实。走私贩子和商人,他们拥有很大的能量,可以直接操控北美的舆论。
大顺的这项决定,这场被强制的规模贸易,对之后的北美、甚至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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