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现在也是如此。
买卖奴隶的人,每每散了交易,便来这里,排除几枚大钱,喝上几杯酒。若是肯多花一些钱,便可穿过长廊去后面的小屋,自有别的服务,但若不喜欢黑人那不免就要排队。
这座以买卖奴隶而成为波士顿最好的酒馆,此时谈论最多的词,居然是“自由”。
谈多了自由。
所以这里的吧台,可以买到任何的违禁品。
不交关税的马都拉葡萄酒,上面贴着正牌的“vinho??da??roda”标志,虽然都是走私货,但酒馆老板总能拿出合法纳税的票据,票据上纳税的25桶,似乎怎么也喝不完。
按说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法国白兰地,也以“海盗商品”的名义,公开销售。
当然,更多的,还是本地产的便宜的朗姆酒。“感谢”法国人的白兰地产业保护政策,使得法国的蜜糖比英国甘蔗园的蜜糖便宜一大半,使得这里的朗姆酒产业快速地发展起来。
奴隶买卖、走私、海盗之类的交谈,夹杂着自由、爱国、权利之类的哲学,交织在一起,竟似乎并不违和,彰显出一幅魔幻的画卷。
实际上,葡萄串酒馆作为波士顿最早的三家公共场所之一,在马萨诸塞州参与了上次的人参战争后,就已经成为了反英人士的聚集地。
上一次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起爆发在北美的人参站长,马萨诸塞州是北美最悲催的一个州。
当时正值刘玉祸害高丽参、收购北美西洋参和貂皮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纸币,募集民兵,参与了人参战争。
但结果就是被大顺提供了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森林里伏击;被大顺“租借”给法国、同时退还了海军教官的巡航舰,在印度夺取了胜利。
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无可争议的姿态,告诉了马萨诸塞州这群人:傻吊,老子才是统治阶级。
英国用北美攻占的城堡,交换了印度被法国人攻占的城堡。
最终直接导致了马萨诸塞州的纸币大贬值,因为当时发钞的时候,就是一群大商人一起超发的,觉得将来打下北边,那人参貂皮不有的是?去中国,那还不是一船船的银子?此时超发货币,是以将来的人参貂皮贸易为锚的。
结果英国政府更爱东印度公司,这纸钞能不贬值吗?
如今,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争取这些纸钞可以用于交易的事。而被这些纸钞坑的不轻的马萨诸塞州人,自是对英国政府一肚子的不满。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满。
那些还有这朴素爱国情怀的、或者没收那些纸钞的,此时都在王冠咖啡和茶馆聚集。
而这些不满的,则都聚集在葡萄串酒馆。
波士顿的三个最有名的“政治中心”,交易所是做生意的,赚钱这种事谁都可以去;葡萄串酒馆是反英的;王冠咖啡和茶馆是亲英的。
约翰·汉考克走进酒馆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个熟人正在那宣讲着什么,那是他在哈佛的校友,同学。
不过,其实,不管是宣讲的,还是在那听的,约翰·汉考克其实基本都认识。
毕竟,这就是个万把人口的小镇,而这么小的镇子,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也不太可能不认识。
小时候没一起弹过弹珠,也一起尿过尿,或者互相抓过头发。
比如,此时正在那宣讲的,是波士顿的医生、汉考克在哈佛时候的校友,约瑟夫·沃伦。
后来的历史上,他的名字被永恒地记录在那副着名的《沃伦战死在邦克山战役》的油画上,成为了美国塑造民族认同和民族集体意识的英雄人物之一。
比如,此时在选讲台旁边,点了一杯朗姆酒,正在那叫好的,是镇上的银匠,保罗·利威尔。
后来的历史上,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他骑着马星夜赶往列克星敦,告诉那里的人英军可能要动手,打响了北美反抗的第一枪。
更旁边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年纪大一些的绅士,是镇上的税务官,镇上最好的人,塞缪尔·亚当斯。因为他作为税务官既不收税也不记账。
后来的历史上,他被称作美国革命之父。因为他在“注经”、“释经”上,出力最大,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英国收多少税,他是第一个抹去了“税收”而转用“自由”这个经书的高手——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多少税。不要谈细节,问就是他今天能收三便士、那么明天就能收300万。一旦谈到细节,那么辩经就失败了。必须要用大而化之的自由,代替明确的财产权;要用抽象的“crisis”,代替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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